孟子與現代社會

前言


〔甲〕一個孟子在戰國


延續著宏揚孔子儒家學說的精神和使命,要在那個戰亂不斷與思想百家抗爭的年代,孟子是孤獨的。但是,他卻是英勇的。明知道儒家學說於當時的政經架構上已不合時宜,面對著諸子百家的挑戰和批評,仍努力不懈地勾勒出心中的理想國度,企圖為紛亂不安的社會進行陶冶,以期達致一個能構成禮義仁善孝悌的桃源。
但那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呢?
在政治上,孟子所處在的戰國社會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孟子.公孫丑章句上》〕”; 因此,他迫切希望能結束諸侯霸政、七雄爭王的局面,使國土能重歸於一統,讓老百姓仰可足以事父母,俯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樂,凶年可免於死亡的生活。
在社會關係上,他要求人們須具備仁義禮智四德和父子、君臣、夫妻、長幼、朋友五倫的基本道德倫理來維持,俾使人們對自己的行為舉止有所約束,從而塑造一個有仁義道德的規範社會。
以王政仁政來平治天下,對平民老百姓來說,當然是好的!但縱觀古今中外的國君能以愛民惠民為治國的先決方針者有幾稀?行仁義,這也是很好的,可是讓我們轉身看看週遭人們,能兼仁義者有幾人?人總是有私心作祟,要人以聖人為榜樣,事事無愧於心談何容易!
顯然的,這都不過是儒道的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追求。
可見,這樣的一個孟子,是寂寞的。
對於孟子思想不顯於戰國之世的原由,史馬遷在《史記》中也曾提及:
“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摘錄自廖名春著《孟子的智慧》緒論〕
但是,無可厚非地,也正因為孟子的努力堅持,及為附和時代的演變,才把儒家學說思想從孔仲尼腐朽的手中,開闢出一條更為新穎穩健的道路,從而為往後的君權提供了一個治民良方。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因為孟子的浩然之氣的培養,儒家思想在人心、人性和人格方面的建設,鞏固了人追求思想自由的決心,加強了人探索知識的毅力,扶助了人的仁善心向的成長,堅定了人敢於反抗不平制度的勇氣與信心,凝聚了人不亢不卑不屈不撓視死如歸的氣節精神。

 
〔乙〕一個凡夫俗子在現代社會
經過了時代的轉變和推進,現在的社會是處在現代化朝向科技化的過渡期。這無疑是人類的思想自由和不停探索知識的豐碩成果,但,也就因為得到利益和好處是如此地輕易便利,人反而失去了耐心和愛心,對週遭發生的一切採取冷漠的態度。
孔子的儒家思想對人的要求是知禮以立,知仁以利,孟子則在此之上增加了仁義對人的影響,進行了更為完善的解說,從而達到善的層面。
可現代社會大部分的人,尤其居於政權高位者和獨夫,失禮不說,連帶的虛情假義薄情寡義,推崇利益至上,對民生疾苦置若罔聞,藉公家機器生財以飽私囊,加速了人性道德感的敗壞淪喪和國家機制的潰爛。
面對著一個黑白不分貪權弄術打壓異己乃至喪失人性的社會,凡夫,抑或俗子,是充滿了無力感的,和孟子一樣,都是被排擠在社會主流之外的人。
融不入社會,改變不了社會,無法建立理想的社會,孟子是沮喪的,只能返鄉著書立說,傳承他的理想。
融不入社會,正被社會改變,無法追尋理想的社會,凡夫俗子是迷失的,是要躲在枯井獨善其身?還是拋棄自我本性投入洪流之中?
這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

 

〔一〕孟子的仁義觀和現代社會的仁義詮釋
“仁之實,事親事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離婁章句上》

《孟子》提出的第一個儒家思想是仁義,“……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仁,是孟子的思想核心,行王道,則以仁政為先,論人性,則以不忍人之心為真。王道是“以德服人”〔《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以德行仁義來感化人折服人。
仁義的思想架構,是來自四端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四端之心,孟子認為是人與生俱來,是道德規範的源頭。強調“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對拋棄四端之心的人深惡痛絕。
人性有惻隱之心,故能達致行善仁德,是“仁之端也”。孟子一再強調仁義對人的重要性,以惻隱之心做為仁的力証,以羞恥之心做為義的行為,是故,行仁義乃是人的最高情操。
但現代社會的仁義觀念是甚麼?
在現代,仁只剩餘仁愛、仁慈、仁厚〔查《現代漢語詞典》〕,這些都只是要求人有寬容之心。由惻隱之心到寬容之心,顯然在經過時代的變化更易,兩者的差距是如此的大,亦愈來愈單薄。
義,則只剩義舉、義務、義氣和義勇〔查《現代漢語詞典》〕。而在此之中,僅義舉、義務能讓現代人盡點棉力實行,而且,這兩者也非建立在羞恥之心上面。不會有人因沒行義舉盡義務而感到羞恥,但大有很多因行一小樁義舉盡一小分義務就大事喧嚷人在。義舉義務,能為者稀矣!
至於義氣,則早已淪為黑道份子用來利己的手段了。而行義勇的人,通常能為者更稀!因為為義勇所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大而慘痛地,例如我們經常所聞,為正義而勇於向強權鬥爭者,其下場往往是被拘禁在甘文丁扣留營內,不知歸期還不打緊,背負的罪名更讓人抓不著頭腦。因此,勇是勇矣,但要行之,一般人倒是不能為不肯為甚至不敢為之。
仁義,在現代社會,是要求旁人尊守的道德標準,並不是要求自己尊守的道德標準,因為現代人所抱著的哲學思想是──事不關己,己不勞心。事若關己,己不先行。
故此,仁義?君子言之而已矣,何必行之!

 

〔二〕孟子的人性論和現代社會的人性現象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章句上》

人性是甚麼?甚麼是人性?這是自古以來難解和爭辯不下的概念。
孔仲尼曾提及,“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說明人性只是相近,沒有善惡好壞之分,只有後天的習性,才會導致人性會有所分別。
孟子則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人性天生是善,人性本善乃是人類天生所持有的本質,但還需要用後天的仁義去養,才能保住善的本質。“所謂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公孫丑章句上》〕”惻隱之心,無疑是為孟子的性善論奠下很好的基礎。但他的性善論的提出,最終是為了替他的仁義思想尋找依據,以便給予鞏固。
但以客觀的角度來看,孟子的人性說不外是要希冀人朝往善的方向好的道路去發展,以使社會更為和諧,減少了紛爭。
可這只是他一廂情願的看法。惻隱之心,只是人性的本質,並不是善!如果他堅持人性本善,那也間接承認人性有本惡。因為善惡本來是對立與相連,有善就有惡,有惡就有善,沒惡就沒善,沒善也就沒惡,惡本來就是善,善本來也是惡。
對於人性,相信戰國時代的縱橫家蘇秦的感受最為深刻。蘇秦以連橫說不為秦惠王所用,狼狽返家,見其妻不下機縷,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而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遂發奮,終為趙王所用,及後路過家鄉,其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其妻則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問之何以前倨而後卑?嫂乃答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遂嘆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詳見《戰國策.秦策》〕”人性的醜態,赤裸裸地表現無遺。
現代社會對人性的詮釋或可簡易分為兩類,一是愈接近大自然環境愈沒有遭受現代化發展下的人性,愈是顯得樸實率直;一是愈遠離大自然環境住在現代化都市的人性,愈顯得有些冷淡無情。打個比方說,一宗罪案的發生,除了執法單位不嚴,人沒有居安思危的心態之外,最大的原因還在於人性對週遭所發生的一切採取的冷漠和獨善其身的態度,才會導致悲劇無時無刻的一再發生。
在《現代漢語詞典》有關人性的解釋有兩種:
──(a)在一定的社會制度和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
──(b)人所具有的正常感情和理性。
第一種解釋顯然是來自西方哲學的思維,把人性歸咎於一定的社會制度和歷史條件而形成的人之本性,這和東方哲學思想有不同!孔仲尼和孟軻把這個說法涵蘊在人性的外在層面,即習性(孔仲尼語)或養性(孟軻語)。
第二種解釋則避開了歷來學者們所爭辯不休的論述,轉而簡易闡明人性只是人的正常感情和理性。但這種說法還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根基上,把正常感情和理性歸納為人性,而不正常感情和非理性則被排除在外。
如果正常感情和理性是人所具有的本性,那從事人類研究的學者所承認人類天生所有的戀母戀父情結和淺意識內所隱藏著的“犯罪”(即指社會制度所訂下的有損他人利益的非道德行為)念頭,是不是也屬於人的正常感情和理性呢?
可見的,這兩者是充滿矛盾的。
人性是甚麼?人性是慈祥、善良、寬容、樸素、純淨。
甚麼是人性?人性是陰險、貪婪、自私、狠毒、偽善。
人性並沒有單純的善惡,只是兼容兩者。與其爭論人性是善或惡的本質,不如直接說明人性的本質是複雜就比較接近現實。閩南人有一句諺語──“一樣米飼百樣人”,是說同一種米可以養出形形色色的人,這裡的人,是指人性。由此觀之,就已很貼切說明人性的多樣化的複雜性。

 

〔三〕孟子的倫理思想和現代社會的倫理關係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榖;五榖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就儒家思想而論,除仁義外,影響最深且至今仍根深柢固地扎駐在道德觀念上的不外是以仁義禮智四德和父子、君臣、夫妻、長幼、朋友五倫的道德規範。四德做為道德的最高準繩,其中以仁義為主,禮智為輔,強調仁義的重要,並從中衍生禮智,從而對人給予道德的薰陶和影響。而五倫則扼要地闡釋了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為原則的道德倫理,藉以維持正常的社會關係。
儒家注重孝悌之道,是故申明父子須有親,並例以五倫之首。孔仲尼曾言明:“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有別乎?〔《論語.為政》〕”盡孝道,並非只在於奉養,如果沒有敬重之心,和養狗養馬沒有任何差異。孟子的孝道思想,亦是繼承了孔子的傳統,“孝子之至,莫大於尊親。”〔《孟子.萬章章句上》〕敬親尊親,成了儒家對人奉行孝道的最高情操。仁義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故孝是實踐仁義的途徑之一。不行仁義,是讓人詬病,然而不孝,卻是大忌,歷來甚為深惡痛絕,可見孝在儒學中佔著極為重要的地位。
君臣要有義,是為了能維持國土的安定和社會結構的平衡,但孟子對君臣之道,並非一昧提倡愚忠,若果“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章句下》〕”這種宣揚君臣平等的關係,無疑是開發的戰國時代新思想的先河。
夫婦要有別,則為了保持夫妻抑或男女關係和諧的道德原則,以免破壞了家族制度。
長幼要有敘,是延續孔子對禮的弘揚,當然,孟子對禮的詮釋,並不局限在周禮,而是闊大其範疇,使之可簡接協助推展整個社會敬老尊賢風氣的建設。
朋友要有信,是要人有盡心竭力,待人忠誠守信的道德,建立起個人的修養品德。
五倫做為儒學的社會道德原則,結合以仁義為核心的道德關念,無疑是鞏固了倫理思想的規約,使人在家國社會上的言行舉止,都能達致自我或來自道德的約束。但隨著八國聯軍轟開紫禁城的城門後,西方文化的大肆入侵,導致東方社會的道德觀念迅速衰微。
在西方文化強調人是自主的觀點下,東方社會開始罷脫儒家思想的包袱,在這之中,最先被遺棄的是五倫。孝悌思想雖然根深柢固地深植在倫理觀念之中,但人們因為要應付生活的挑戰和壓力,奉養家中二老的孝行道德,成了急於罷脫的對象。因為五倫中心思想的瓦解,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的社會道德再也起不了約束作用,以至目前社會不孝子女遺棄父母之事時而發生;君臣關係也把義的層次轉換到利的頻道;夫妻婚姻制度的脆弱和驟變,促使了社會問題的大量滋生;在利益的引誘下,而朋友之道也失去了信義的良好品德了。
道德倫理在現代東方社會的潰敗,在於人們為追逐功利利益和物質享受,以及為了跟上現代社會急遽的步伐,而拋棄祖先留下來的精粹的文化,疏離了儒家仁義之心的訓勉,而選擇了急功近利的方式。
要在這個講究個人功利原則的現代社會中保持住儒家四德五倫思想觀,除了在這兩者之中取得平衡點外,還在於現代東方社會如何以實際的行動來維護傳統文化,並非平日以五千年的歷史來吹噓,而一旦面對利益的誘惑,就立即顯現貪婪享樂的本性,把聖人的勸導置若罔聞。

 

〔四〕孟子的仁政學說和現代社會的仁政神話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章句上》〕

行仁政,是因為孟子看到了民心可用的力量所在,及感受到勞苦人民在苛政的壓迫下的悲慘命運,所以才提出以民為本,以仁為平治天下的條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孟子.離婁章句上》〕”雖然他提出的仁政思想,得不到當時戰國時局的接納採用,卻並不意味著仁政是脫離現實的。相反,它卻是最貼近現實生活,是人民老百姓所追求嚮往的政策。但因為它過於貼近現實,往往它會遠離現實愈遠,這就是它的詭譎之處。
戰國不行仁政,自然有它的歷史因素。但為何在時局安定之後,仍不見仁政的倡行?它的根本原因,在於仁政雖利民,卻不利掌握實權的當政者的利益。行仁政,固然可以行以德服人之道,但那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可見其效應,而且對政治家來說並沒有實際的利益。他們認為當下才是最重要的,不管處於亂世抑或太平盛世,當下的利益得失,左右了他們棄王道而行霸道的政策。
現代亦然!
在歷史長河的反覆演變,現代的政治家們並不曾汲取古人的教訓,以行仁政來利民惠民,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違背民意,無非是利民就不利己的貪婪慾念的作祟。因此要政治家行仁政,就好比從他們的口袋中掏錢出來一樣難,即使袋中的錢本來就不是他們的。
遠的不說,就以我們週遭所發生的事件就可印證,如果政治家們真的有行仁政之心,就不會一意孤行的堅持那些甚麼外環公路第二通道之類的財路,把千千萬萬受影響最深來自人民反對的聲音視為“一小撮人”了。只可憐那些無錢無權復又無勢的“一小撮”人民,屢屢被無良的政客欺侮打壓,申訴無門。
政治圈子,是一個充滿了的利益輸送和權利鬥爭的巨大黑洞,即使有多大的定力決心和正義使命,最終還是會被捲入其中,更甭說能獨善其身,不去沾一池的渾水,而以仁義來感化其他政客以造福人群了。多年前那一批喊著“打入國陣,糾正國陣”的所謂華教鬥士,今天他們的富貴顯赫地位正好可說明這一定律。
台灣的衛生署長在辭去其政職之際,亦不免感慨:“當政務官最可怕的是,真話不能說,謊言又說不出口。〔見《台灣壹週刊第六十七期.壹觀點》〕”這位政治人物還算有點人格,至少會認為不說真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看看週遭的環境,能有幾個政客能坦然面對正義呢?可見在充斥著謊言誹語的政治環境中,如果還期望那些政客能以不忍人之心,來行不忍人之政,無異是對牛彈琴。
儒家的仁政論據,其內容已與現代社會有一大段距離。作為現代的人民,當然不敢奢望政客們能推行儒家仁政,因為即使只是單純利民惠民的政策,都不見被貫徹,怎麼去還會夢想仁政的實行呢!
現在的政客,就像周厲王一樣,動輒運用法令來對付反對的聲音,壓制人民發表對任何不利的政策的言行評議。要這樣一個民選政府站在利民惠民的角度去實行仁政,不為神話乎?

 

〔五〕孟子的民主觀和現代社會人民老闆的實況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孟子.盡心章句下》〕

結合夏商周三代的歷史教訓,孟子以之為鑑,因而主張在君主在國家的建設上以人民意願利益與地位做為最重要的位置,社稷次之,君王所佔的重要性才是最輕。反映出人民做為國家的資本,可載舟亦可覆之,要保持國家的安定繁華,君主必須愛民保民,與民同樂,知民之苦。如果做為君主的一昧暴其民,“則身弒國亡。〔《孟子.離婁章句上》〕”
一個國家的興盛與否,是繫之於民,故“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章句上》〕”
孟子的民貴君輕之說,雖然在那個紛亂的年代起不了任何實際的作用,但無疑地,這種思想把無權無財無勢的勞苦人民的地位放在君主之上,可視為民主觀念的啟蒙。
和西方的民主思維比較起來,孟子的民主觀念確實還未臻於成熟,離真正人民可做主當家的實際情況有著一大段距離。是因為民貴君輕的最終主張是為了協助君主鞏固政權地位嗎?其實並未盡然。如果僅僅提倡愛民保民就可保住社稷國土地位,那為何自古至今所有的國君不接納這一套,反而追隨法家的治國之術?從儒家的角度來看,以民為本的倡議,最終還是要當政者推行仁道王政來保持社會穩定和繁盛。
而對於大部份人民來說,從古至今不變的生存之道定律,不外是要求有得溫飽就滿足了。只有當政者能滿足他們這一條件,是誰當家做主反而不會去在乎。因此,自民貴君輕的論述到現代社會一般所認知的人民是老闆的這一概念,人民的地位並不曾因孟軻的主張而有所提升。
在目前現實的環境中,當君不需要人民的時候,是君貴民賤;當五年一次的所謂民主制度還政於民的期限一到,君民兩者的關係才會戲劇性的短暫對調。但可嘆的是,這時刻的大部份人民對自己是老闆的認知上,還是極為膚淺地處在形而上的層面,只會要求當政者實行小恩小惠,以求往後能“繼續”溫飽的生活。大部份的人民老闆,並不曾認真從長遠的角度和利益來衡量得失,只為了當下的所謂安定環境,而情願選擇聽信於政治人物用了幾十年仍然奏效的政治謊言,放棄了自己可左右時局的權利。這種短視的思想正是加速了人民權益的急遽削弱,簡接的扶助苛政的滋生,不為不悲也。
即使如此,民貴君輕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孟軻並不打謊。然而,人民老闆還是得以勇氣和具有遠瞻的目光來認真看待自己的權利,才不至於被政客左右,成了民主運動的絆腳石。

 

結論
要很全面和深入地剖析《孟子》和現代社會的關係,以上觀點還是很淺陋。要真正解剖出兩者的利弊,首先還是必須貫徹孟子的思想,並非僅捉住幾點孟子的論述就可釐定。
但毫無疑問地,目前現代社會結構的急速變化,東方社會在應對西方思想的挑戰的同時,首先被衝擊的正是儒家思想。從五四運動至今,就可預見儒家思想在個人或家庭倫理上的沒落,在這個衝擊下,人們對自己文化的堅持和傳承也間接失去了耐心,從而逐漸促使人放棄了對自己族群文化的認知和肯定。只要把華人社會與目前還在受儒道薰陶的韓日兩國對自己族群文化和倫理社會觀念的堅持做一比較,就可看出兩者在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堅韌毅力及吃重所產生的效應有多大的分別了。
不管時局如何變化,孔子的大同與小康理想仍然可以提供一個遐想的空間。“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見《禮記.禮運篇》〕”這讓魯迅口中的那些醒來的人們,還不至於比睡著的人更痛苦。至少,還有一個桃花源可讓覺醒的人們無止盡的麻醉下去。
姑且不論儒道學說能不能符合時代的要求,如果真的能達致儒學與現代社會的均衡,在這個講究個人主義的新思潮之下,一樣可以儒家的基本思想來修身,慢慢地,也許或能尋回仁義的本質,從而建設一個符合新時代要求的大同世界了。

 

參考書籍: 《孟子的智慧》.廖明春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出版.1986
  《亞聖──孟子的理想》.王麗萍董洪莉編著.大村文化出版.1998.3
  《孟子外傳.孟子百問》.蔣國保余秉頤李季林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8
  《孟子評傳》楊國榮著.廣西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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